第二十二章：莲教（1 / 2）

人在古代，刚到答县。在这莲教起义即将爆发的最后平静期，张宇现在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命。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到九月，在中原、楚北、甘陕等各处，三阳教、西天大乘教和收元教等三大支莲教组织相继遭到惨重的打击。大批教派骨干被杀，极大地激化了莲教众与清廷之间的矛盾。

乾隆五十九年六月，清廷先在甘陕兴安府破获了西天大乘教组织，有骨干六七十人被捕。几乎同时，在蜀地大宁又有收元教骨干数人被逮。

时任蜀地总督的福康安一面向乾隆帝奏报，一面向甘陕、楚北等地“连委正佐各员，分投密往，严行搜访，又令各该营干练备弁改装易服，到处踩查，以期案犯速获”。

乾隆帝一面降旨，停止福康安改派云贵，一面诏令调遣能员驰赴中原、楚北、甘陕等省，严旨将传信教之人“彻底根缉，按名拿获”，各负责官员“务须设法购线跟踪蹈缉，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毋使一名漏网，倘不能搜查净尽，别经发觉，惟该督是问”。

一场大规模的缉捕和镇压莲教徒的行动在楚北、蜀地、中原、江淮、甘陕等地迅速展开。各地拿获教首的奏报雪片般传向京城。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中旬，西天大乘教教首宋之清及骨干一百余人在楚北被捕。九月中旬，收元教骨干数十人在房县遭擒。与此同时，在甘陕，三阳教教主刘松及其子刘四儿落网；十数日后，三阳教的“牛八”王双喜和教首刘之协的家人亲属数十人相继下狱。

在这次大逮捕中，除刘之协逃跑外，三大支派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都处以极刑，惨遭杀害。大搜捕不仅造成了大恐怖的气氛，地方官吏也利用“搜教”之名，借机大肆敲诈勒索，使得本已求生乏术的无告贫民，更是雪上加霜，惶惶不可终日。

官兵们走村串巷，挨家挨户搜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任听胥吏多方勒索。“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

历史上当起义造反如潮如涌起于各地后，嘉庆帝一直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一方面从官员奏报中，似乎教众早已根除净尽；另一方面民不畏死，“民乱”蜂起于各地，直到几年后他才知道“官逼民反”的真相。

嘉庆五年八月，嘉庆帝从一些官员的奏报中了解到：许多民乱都是地方官激成。张宇目标的蜀地答州知府戴煌当时私设衙役达5000名之多，擒获“教首”只要给足银钱就可释放。

张宇刚到答县城，连城都还没进去呢，身上的钱就被刮干净了，要不是当时巡查的衙役们，看张宇手头有正经的度牒，钱也给的足的份上，不然这莲教的帽子就要扣在张宇头上了。

这时期被扣上莲教的帽子可不是开玩笑的。

历史上例子，“查教匪滋扰，始于楚北宜都县之聂仁，而聂仁之变，实自汉昌府同知常葵苛虐逼迫而起。

常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于乾隆六十年十二月内，委查宜都县境，一意苛求。凡衙署寺庙，关锁全满，内除富家吓索无算及赤贫者按名取结，各令纳钱若干释放，其有少得供据者，立与惨刑。

至以大铁钉生钉人手掌于壁上，号恸盈廷。或铁锤排击多人，足骨立断。若情节尚介疑似，则解送省城，每一大船，载至一二百人，堆如积薪，前后相望，未至而饥寒挤压，就毙大半，浮尸于江，余全殁狱中，亦无棺瘁，居人无不惨目寒心”。

常葵因此被人称为“鬼头”，“谓其为残害生灵之罪首也”。这种情况在“搜教”各省，所在皆然，只是大同小异。

张宇也庆幸自己准备的足，身上还记得带些银子，要是身无分文的来到这清朝时空，那才真是要出师未捷身先死。

刚到答县，人生地不熟的的。张宇现在没那个人力资本慢慢的攀科技树，官吏的威胁可比乱民恐怖的多。

张宇也没想到，刚到古代才几天，最困扰自己的问题竟然是：如何在保证最基本的生命安全的同时，取得一个基本盘。

乾隆六十的社会背景太严酷了，乾隆末年的官吏盘剥不仅使民生艰难，还不允许民众自慰于幻想，更不准有少许的不满和反抗。

这种从物质到精神的高压态势，让大部分贫民被逼迫的活不下去。即将出现在张宇眼前的是，从古到今不断重复的景象：赤地千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岁大饥饿，百姓以人为食。

本身清廷的田赋、口赋、兵役、徭役就已经将底层压迫的不堪重负。大小金川之战、安南战役、廓尔喀之役。为了十全老人的文治武功，底层民众，丁男批甲，丁女传输，苦不聊生，自尽于道树，死者相望。

现在又有“搜教”的高压态势，求生无路的赤贫人群即将放弃幻想，举起造反的大旗。

现在摆在张宇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振臂一呼，自己干。

振臂一呼不是大喊一声我要造反，而是张宇想要不要自己装神弄鬼吸引一些走投无路的赤贫民众和自己干。有乌尔德的武器支持，只要有饥民愿意跟着张宇，答县县城也不是不能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