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引言 未获承认的“立法者”(2)（1 / 3）

管理理论行业对以上做法给予了赞赏。《麦肯锡季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安然公司的“轻资产运营策略”和“打造了一群更聚焦、更专业的新石油企业家”；哈佛商学院也发布十余个吹捧安然公司的案例研究；伦敦商学院的加里·哈默在《领导企业变革》一书中，赞扬安然公司开创了一场管理革命（在安然破产之前，哈默打算与肯尼思·莱一道出席名为“革新者舞会”的高端管理大师聚会）；《财富》杂志曾连续6年将安然公司列为“美国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往往被归咎于过度演绎经济理论，而非管理理论。然而许多被重点攻击的对象，包括雷曼的迪克·富尔德、美林证券的杰克·图恩以及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的安迪·霍恩比，都毕业于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在鼎盛时期，美国一流商学院中超过40%的毕业生都涌入华尔街工作。这些年轻的工商管理硕士们投身到高度复杂的金融技巧中，凭借他们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金融智库中学习到的知识大显身手。他们把抵押贷款拆分成小额可交易证券，然后再卖给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他们还首创了降低风险的新途径，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看到自己将金融城堡建立在沙子上的事实。索伊费尔咨询公司董事长雷·索伊费尔同样来自哈佛商学院，他甚至创造出了一种通用的金融灾难指标：如果超过30%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选择了“市场敏感型工作”，包括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那么这将会是长期卖出股票的信号。

这一切都令管理大师们尴尬。然而不能依据安然和雷曼兄弟的案例来控告管理大师，因为这些案例看起来跟大师们习惯引用的那些案例一样随意。大多数工商管理硕士并没有对安然和雷曼等徒有其表的公司做过什么，实际上早在颁发首张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之前，金融领域的兴衰起落就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

少数知名工商管理硕士的恶劣行径会抹杀掉成千上万位无名人士的优秀工作。简单地说：管理理论可以是有用的。两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卢姆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范·伦宁在众多国家范围内深入调查了管理理念对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广泛接受管理技术（即商学院所传授的那一套）的公司在生产率、销售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等方面都要胜过其同类公司。然而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管理理念的循环流通得出同样的结论。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超越西方企业是因为拥有更佳的管理体系，尤其是注重精益生产。而西方企业通过复制这些理念赶上了日本对手，并提升了自己的生产效率。

然而即便去掉“末日传道士”的罪名，在对管理学的诉讼清单上仍留有大量程度较轻的指控。以下四宗罪名尤其突出：该学科天生缺乏自我批评机制；相比传授知识的专业术语，它更偏爱于混淆视听的用词；它传授的知识罕有超出基本常识的范畴；它是短暂流行、变幻无常以及矛盾重重的，这在严谨的学科中是不被允许的。以上这四宗罪都暗示：管理大师不是满嘴行话的经济汪达尔人（文化破坏者），就是江湖骗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巫医，靠玩弄商务人士的焦虑来兜售万灵药。其实现代管理理论并不如原始部落的医药值得信赖，毕竟巫医们凭借好运气和直觉或者通过试错积累的经验，有时也能医好病。

第一项针对管理理论的指控—它缺乏自我批评机制—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最好的管理大师也曾受到猛烈的批判。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拥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他既是一流的管理大师，又是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批评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授菲尔·罗森茨魏希曾表示管理理论类似于货物崇拜（cargo-cult）。大师们发现一家碰巧运作良好的公司—诸如ABB集团和安然公司—就大肆渲染其管理体系的先进以及它们首席执行官的睿智。然而数年后这些公司纷纷破产，大师们仍然在对其他类型的公司摆弄着“晕轮效应”。

当谈到管理教育时，批评之声尤为猛烈。2005年，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在逝世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他的商业学者同人们—特别是那些迷恋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发出了愤怒的“指控”（J’Accuse）。“要避免安然事件的重演，商学院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提出，“只要停止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行了……在过去30年，各商学院学术圈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是最近诸多公司产生劣行的根源。”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和亨利·明茨伯格一样，都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同样的理由。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则对商学院教育发起一轮范围更广的攻击，悲叹其缺乏严格的专业标准，并不合时宜地将它与医学和工程学等其他专业相提并论。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动摇了管理理论界的自信心，并让该行业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不得不重新审视管理理论的本源。哈佛商学院选出了新院长—尼廷·诺里亚，并授权他对商学院进行彻底改革。管理学著作中也充斥着饱含感情的认错以及精心设计的改革计划。随着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