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管理理论行业(3)（1 / 3）

然而，咨询机构与商业理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顶级咨询机构频频解雇管理大师，如果这些大师变得自命不凡的话（众所周知，麦肯锡就是这样对待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然而，与此同时，知名的大师如果认为不能从咨询机构获得足够的报酬，他们也会频繁地抛弃雇主。马库斯·白金汉在麦肯锡待了20年，其间与人合著了两本畅销书—《首先，打破一切常规》（1999年）和《现在，发现你的优势》（2001年），但在2006年他离开麦肯锡去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马库斯·白金汉公司，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麦肯锡付出的远比得到的多。约翰·哈格尔三世离开待了16年的麦肯锡，投入德勤旗下（之后不久他成为一名独立顾问），因为他认为这家名气较小的咨询机构将会给他更多的独立性。

教授们的职责是构思出惊人的新理念（或者他们是这么希望的）。然而对于多数商学院的教授而言，营销这些理念似乎跟制造这些理念同等重要。在早期，商学院如此厚颜无耻地热衷于宣传造势或许会招来学术上的排斥，然而在今天这已经成为主流。商学院院长们为了提高学院知名度而进行不择手段的竞赛，近乎无所不用其极地吸引知名学者。大多数大学城的房价急剧上涨，以至于连作风最严谨的学者都最终对自己的原则做出了妥协：之前他们会与出版安静地探讨一个不起眼的理念，而现今他们会推销最新的“突破性理念”，以及迎接随之而来的媒体宣传、签名售书和商界翘楚的推荐。

许多为这些理论背书的执行官，也怀揣着退休后能成为商业大师的梦想。杰克·韦尔奇成为他们的黄金标准，他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畅销书，包括和他妻子苏茜·韦尔奇合著的《赢》。苏茜曾是《哈佛商业评论》的一名编辑，当时她在为韦尔奇作个人专访，但这个专访作得有点过于深入细致，为此她失去了编辑的工作。杰克·韦尔奇甚至创办了一家与他同名的管理学院—俄亥俄州钱斯勒大学的杰克·韦尔奇管理学院，提供基于这位大人物理念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依然有许多前任或现任首席执行官怀揣着类似的梦想。

首席执行官本应服务于股东的利益，他们却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去追逐虚无缥缈的理论，这容易招来谴责。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受益方是他们掌管的公司。因为对管理理论的追捧使得公司能将自己打造成“进取”及“前沿”的品牌，如格雷斯公司、全食食品公司和百思买集团都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招揽管理学作家以及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卓越管理的典范。还有许多企业，如默克公司、3M（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宝洁公司以及麦当劳，甚至将自己的内部培训计划标榜成“大学”或者“商学院”课程，希望能沾染上一些管理理论行业的魔力。

就算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和大师们这三者能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新生大师，但对于大师行业而言，不只是供应那么简单。商业界持续不断地抛出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不断重组大师市场—托高这位大师或者压低那位大师，给管理理论行业的这个角落铺银镀金并让另一个角落黯然失色。毫无疑问，近年来塑造市场的两大趋势是：新兴市场的兴起和互联网的发展。

新兴市场的兴起已经彻底重组了管理理论行业，也同样彻底重组了整个商业界。今天，许多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大师不是来自新兴市场，就是来自新兴市场的海外移民。印度在管理理论行业一直表现不俗（也许一贯生活在管理混乱中，反而会让他们转而思考管理理论），甚至近年来印度已经形成全面占领整个学科的威胁态势。部分一流印度管理大师的名单如下：尼尔马利亚·库马尔（伦敦商学院）、第默尔·库兰（哈佛商学院）、维贾伊·戈文达拉扬（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贾伊迪普·普拉胡（剑桥贾吉商学院）、潘卡基·格玛沃特（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阿尼尔·古普塔（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史密斯商学院）、阿林丹姆· 乔杜里（新德里印度计划与管理学院）、拉姆·查兰（无专属机构）。来自印度的首席执行官维尼特·纳亚尔甚至挤出时间来为哈佛商业出版社（与其他更商业化的出版机构相比，该出版社的要求要高得多）写书，他是一家外包企业—HCL科技公司的总裁，也是《员工第一，客户第二》一书的作者。

除印度人以外，还有来自其他新兴市场的管理大师。如韩国的W·钱·金、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黎巴嫩的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希腊的科斯塔斯·马尔凯德斯。甚至曾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精辟见解的“旧世界”人士也加入到“新世界”的行列。约翰·哈格尔三世提出新兴国家将代替硅谷成为新的创新温床，这令居住在硅谷湾区的他的追随者们大为惊讶。

互联网的兴起也同样彻底撼动了管理理论行业。大多数一流高科技管理大师会选择在高科技公司或者科技新闻媒体业工作而不是在商学院工作。唐·塔普斯科特（《维基经济学》与《宏观维基经济学》的作者）因“企业协作”的理念而成名。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的作者）是一名资深的科技记者，最近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