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全球化意味着什么？(2)（1 / 3）

政治有多重要?

此标题将我们引向一个常见误解：认为全球化正在边缘化民族国家并把政客们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然而这个理念得到了管理大师们的大力支持。大前研一发表了一系列反复强化此观点的作品，例如《无国界的世界》（1990年）和《民族国家的终结》（1995年）。（尽管大前研一极其推崇“无国界化”，但他的名望还是取决于他向日本讲解美国以及向美国讲解日本的能力。）并且，左派也跳上了“无国界”的游行彩车。加拿大记者娜欧米·克莱因（Naomi Klein）以及众多小“克莱因学说”追随者—如经济全球化领域专家诺瑞娜·赫兹（Noreena Hertz）—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比大多数国家还大。按照这样的思维，这些跨国巨头才是真正的宇宙之主，而相比之下，政府仅仅是其掌中玩物—政府不断调整政策，以吸引外商投资及防止国内企业逃往海外。

以上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有道理的。全球化正在说服一些国家的政府降低贸易壁垒，开辟自由贸易区（最显而易见的是欧盟），它也让人们增进了彼此的了解。然而“表面上”（有道理）是个很恰当的词，民族国家在20世纪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再次迈步前行。

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对全球化的抵制。迈克尔·波特已经详实地向我们证明，公司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国家的差异性。在《国家竞争优势》（1989年）一书中，他主张，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德国人尤其擅长优质的工程产品和化学药品，日本人擅长微型化产品及电子设备，英国人是擅长流行音乐及出版业，美国人擅长影视业和计算机产业。如果一家德国工程公司去德国化或者变得更具全球化，那它也许就会变得不那么擅长工程产品了；如果一家英国广告公司要去英国化，结果也同样如此。事实上，如果公司想要找到优秀的新员工和供应商，或者更重要的是，要跟进同质竞争对手的信息，那么它需要扎根于发源地。

地理差异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上，也体现在地方层面上。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分析英国谢菲尔德市的钢铁制造业时曾说过，某些技术似乎存在于某些地方的“空气中”。一些卓越的产业中心已是众所周知：硅谷擅长计算机产业，意大利北部的普拉托（Prato）地区擅长时尚设计，好莱坞擅长电影制作。随着时间推移，另一些产业中心也将变得越来越知名。在一个流动性与日俱增的世界里，这些产业中心却反映出了那些难于迁移的顽固资源：这些产业的技术与当地的文化结合得太过紧密，以至于无法被轻易地复制到其他地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复制出一个更廉价的好莱坞。

今天的跨国公司不仅不会傲慢地忽视这些地理因素，反而还对它们推崇备至。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众多电子公司都企图在硅谷开辟据点，而已经在那些卓越中心扎根的公司则是进一步巩固根基，例如资助学校和慈善机构等等。公司正在将特定的生产线迁往相应的卓越中心：杜邦将其相关电子业务搬到日本，西门子将其空中交通管理业务搬到英国，而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则把它的个人电脑业务搬到了美国。

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最后一个迷思是：政治已死（或者至少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政治是无关紧要的）。商务人士愿意相信他们生活在一个认同利润、亏损以及比较利益的理性世界里，他们不愿意参与“政治”讨论，因为这样的讨论可能会疏远潜在客户。对于企业而言，最好是空洞地说些乏味的陈词滥调就让收银机响个不停，而不必参与严肃的讨论并冒着失去潜在客户的风险。

事实上，在商业生活中，政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力量。国家消费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甚至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时代—仍然居高不下，而且这些年来一直在上升：该比例在英国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超过50%。尽管互联网发挥着自由化的影响，政客仍然凌驾于商人之上。2000年，法国政府成功地阻止了雅虎公司出售纳粹纪念品；2006年，美国政府成功地禁止了网上赌博；2010年，在与中国争执多年后，谷歌关闭了它在中国内地的服务器，并将当地流量转移到位于香港的服务器上。技术优势有时掌握在国家政府手中，而不是在随心所欲的商人手里：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擅长利用技术来构建“虚拟屏障”以及辨别“异端分子”。

可以说，自“二战”以来，公司从未像现在这样容易遭受政治风险的伤害。迪克·切尼（Dick Cheney，美国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曾经评论道：“上帝并不觉得只有对美国友好的民选政权才适合赐予其石油和天然气。”或许可以加多一句，同样，上帝并不觉得只有卓越的产业之地才适合赐予其经济增长。“阿拉伯之春”证明，新兴市场充斥着政治风险—脆弱的法律体系、临时组建的体制、动荡不安的城市以及摇摇欲坠的政权。

越来越多的国家—中国、俄罗斯以及海湾国家—正在把商业当作一种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