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人才争夺战(4)（1 / 2）

这并不是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所独有的：同样的事情甚至以更加夸张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上演。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聚集在高消费城市，如班加罗尔和上海。他们生活在设有关卡的社区里，从而使自己进一步脱离大众群体，其中一些社区拥有美国式的名字如“棕榈泉”、“纳帕谷”或“贝弗利山庄”，里面设有国际学校、世界级医院、豪华住房和一流的健身房。而且他们力图给予子女每一个可能的优势。中国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父母为了他们的女儿刘亦婷能进入哈佛大学，从出生起就开始对她进行培训，不断地用语言去激励她，给她布置一大堆艰深的家庭作业，并训练她进行长距离游泳。（可以预见，她从哈佛毕业后，最终会为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在将学生成功送入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方面，最成功的一所学校是新加坡的莱佛士初级学院（Raffles Junior College）。

人才争夺战催生了一个全球精英体制—一个塞缪尔·亨廷顿称之为“达沃斯人”（Davos men），而我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称之为“世界统治者”（cosmocrats）的群体在全球化中收获丰厚。这些人居住在一个社会文化的气泡中，里面充斥着与他们自身相似的其他超级成功者。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商学院，为全球性机构工作并使用全球通用的商业语言。

仍然坚持平等主义的国家正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比如，瑞典就发现自己难以吸引外国人才。而在欧洲各国，坚持平等主义的大学纷纷败给更推崇精英主义的美国竞争对手。然而人才争夺战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弊病。

精英体制与它的种种非议

在1958年出版的《知识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和工党活动家迈克尔·杨描绘了一幅沉迷于人才的社会图景。时间是2034年，心理学家已经完善了智商测试的技巧。然而执迷于人才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和谐，反而导致社会崩溃。人才大战的失败者承受着双重不幸，因为他们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而且还认为这样的失败是自己应得的。最终他们奋起反抗他们的统治者。

人才精英的崛起也引发了阻力，一开始是来自于右翼。艾略特（T. S. Eliot）认为，根据才能来挑选人才会“扰乱社会及贬低教育”。剑桥教授爱德华·韦尔伯恩将智商测试贬为“由犹太人根据犹太人的优势发明的装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抵制扩散到左派。左派人士认为，精英体制不仅让人不快，而且是不公平的。如果同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坚持的那样，“才能”更多地归因于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培养，那么根据才能来奖励人们就相当于根据他们拥有优势的父母来奖励他们。

这种阻力偶尔会激化成公开的反抗。迈克尔·杨的书为一场反对11-plus考试（英国一项针对11岁学生的学校考试，旨在将孩子们划分成注定要上文法学院的精英群体，以及将进入普通中等技术学校的平庸群体）的成功战役打响了第一枪。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分布广泛的反对精英主义的学生运动。

大量迹象表明，另一波反弹即将到来。对于精英体制的种种不满集中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上。人们抱怨这些不平等正在将社会的联结纽带扯拉至断裂的边缘：新兴的智力贵族龟缩在由黄金打造的专属社区里，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来操控全球经济。已故的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曾对这一倾向做出最佳分析，他认为，“智力贵族继承了贵族的许多恶习，却没有继承他们的众多美德”。人才争夺战的逻辑是精英体制：最具才能者获得最多奖励；但是现实中的民主是平等主义的：人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来击败钟形曲线。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比迈克尔·杨撰写他的书籍时更加糟糕。不平等现象更加普遍了—在美国以及中国，不平等状况正倒退至20世纪早期的水平，而且人才精英已经走向全球。迈克尔·杨的反对阵营现在可以将爱国主义（或者说偏执主义）增添到平等主义中。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抱怨道：“精英是世界的，民众是本地的。”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国内日益去国家化的精英阶层与‘感谢上帝赠予美国’的普通公众之间的主要分歧正在日益加深。”在美国电视频道上，诸如格伦·贝克和比尔·奥雷利等名人鼓吹反对世界精英的民粹主义。而在美国街头，愤怒的茶党人士抱怨说，这个国家已经被一伙自鸣得意的常春藤联盟小团体所挟持，他们更关心的是在联合国博取其他精英们的好感而不是普通美国人的命运。在中国，人们抨击那些回国的海归人员为“香蕉人”（黄皮肤的外表，白种人的思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富裕的少数族群和外国人成为暴民袭击的目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情况已经得到改善。成功者的数量现在远高于1958年的水平。在迈克尔·杨的时代，精英往往专指牛津、剑桥的新生和高级公务员，其余人员都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