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 / 1）

(四)。

爷爷自进入浙江教育厅到抗战暴发，著作颇多。如果说进入浙江教育厅前他的著作大都是总结教与学的工作，如《第一次调查杭州市各小学的报告》，《小学读书教学的几个先决问题》等；那么进入浙江教育厅后，他的著作大都是指导如何教与学，如《小学国语科教学讨论纲要》，《怎样指导孩子们研究历史？》等。

这除了爷爷的身份由文化教育的实践者，转为管理者外，另外一个原因仍和陈布雷先生有关。陈布雷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后，即将全家搬到杭州。南京虽有官邸，但不常住。蒋有事招见，陈即乘火车赴南京，呆上几天再回杭。往往是陈刚回杭或尚未回杭，一篇关于当时国家政策方针的文章就见报了。久而久之，只要陈一离杭，大家就预测又将发生什么大事？

关于军国大事，陈守口如瓶。但最高当局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意见和指示，不可避免地首先传到浙江教育厅。而那时出自浙江教育厅的文章和书籍，俨然成为当时这个领域的指导性的材料。在《小学国语教学的三种新趋势》中，爷爷写到：“小学国语科教学最近的三种趋势－－艺术化、科学化、三民主义化……我们能够适合三民主义化的一种趋势，国语科教学，便有了目标；我们能够适合艺术化、科学化的两种趋势，国语科教学便有了办法。”。。。。。。“以前国语科教材的革新，教法的改进，往往由几个先知先觉者，发表一种直觉上的主张，于是小学界里的国语教师们，依样画葫芦地跟了向前走，究竟为甚要这样革新、这样改进?革新的根据是什么?改革的步骤怎么样?大家往往是混混沌沌莫明其妙。……这种骤雨狂风式的改变，不但旁观者莫测所以，便是身当其冲，也有时弄得彷徨歧途，无所适从。好了!民十(1922年)以后，国语科教学的研究，受了“教育科学化”的影响，一天一天地走到科学的路上去;到了现在，这种趋势，愈加明显起来。”。。。。。。

又如《怎样改造地方教育行政？》，《小学校长的教学指导工作》等等。如果没有完全领会上层的意图或得到首肯，作为省教育厅官员的爷爷是不太可能写出这类指令性的文章的；还有可能就是这些文章是由陈布雷等上级授意，爷爷执笔罢了。

除前文中提到的，确立爷爷在民国教育界地位的，1930年4月第1版，《万有文库》版的

《小学校国语科教学法》出版后，1933年7月起，以丁彀音、赵欲仁为编著者，王云五、何炳松为校订者的《复兴国语教科书（第一~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复兴国语教科书（第一册）》1933年8月初版，共再版40次。。《复兴国语教科书（第二册）》1933年8月初版，共再版20次。。《复兴国语教科书（第三册）》1933年11月初版，共再版75次。。《复兴国语教科书（第四册）》1933年7月初版，共再版20次。

这套教材是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按新课程标准的适用教材。从1933年初版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被当时学校广泛采用。这套教材也为爷爷赢得很多赞誉。

陈布雷在日记中记曰：“各科中以第二科（初等教育與地方教育）最有成績”，爷爷作为当时二科的“主力”选手，应当属此列。

虽当时流行“教育救国”的口号，但民国时期，国家的综合国力还很弱。

民国初年实行的义务教育只有四年，即初小四年。再加上高小三年，中学四年，成为大学生的更是凤毛麟角，只占不到中学毕业生的二成；

1922年改为初小四年。再加上高小二年，中学六年。

当时人们普遍文化水平只有初小，文盲遍地，特别是农村女子，没几个识字的。

因当时旧中国，普及的文化教育水平只有小学，上述这套教材，再加上张寄岫、赵欲仁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所编，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教科书》（第一~四），所以这两套教科书称得上是上世纪3、40年代使用人数最多的教科书。爷爷主编的这两套教科书，加上指导如何进行语文（当时叫国语）教学的《小学校国语科教学法》，可以说影响了当时那一代人。虽不能说这完全是爷爷一个人的功劳，还应包括爷爷的良师益友之一——时任民国教育部官员，专门负责编审的吴研因等一大批潜心基础国语（语文）教育先贤的尽心帮助指导，但仅凭这一点，我们尊称爷爷为国学大师，也不为过吧。

2011年，现代教育出版社将上述两套教科书都收入进了《老课本》，没有因为它们是民国教育部核定的课本，没有因政见不同而放弃记载这两套教科书，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是很客观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