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大伯抗战求学记6（1 / 1）

8月12日，遵义浙大校本部的学生礼堂里，坐满全校师生，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正式兼任训导长一职。费巩是江苏吴江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1931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经济科，著有《比较宪法》、《英国政治组织》、《中国政理》等书。不久前，前任训导长因与学生不和，被迫辞职，竺可桢破格聘请非国民党员的费巩担任训导长。这一天，费巩发表就职演说。

据回忆，他说训导长有人称他为警察厅长，但我坚决不做警察厅长，我要做你们的保姆，要做你们的顾问，我要为学生的利益而作为我己任。

这次演讲后，自称为浙大保姆的费巩开始管理学生生活。第一件事，他选择灭臭虫。

据回忆，臭虫多呢，这是我们遵义贵州的特产，它在寝室里面很多木板房嘛，木板房里面夹缝里面都是臭虫。我们的那个木架床，一个床上下两个铺，那个里面，隔板里能藏住臭虫。

据回忆，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修了一个，两个锅，锅外面修了一个墙，四方形的，修了个墙，装满了水，锅里烧水，把这里面的水都烧开，每个学生把自己的床抬去，放那里浸，浸五分钟，这个木板床抬过去浸在那里，浸一下，浸一下，开水嘛，臭虫烫死了，拿起来晒干了以后晚间睡觉，啊呀真好，臭虫不咬了。

一边灭臭虫，费巩一边想方设法改进照明。

据回忆，他搞了一个，先用烟灰缸，烟灰的盒，它是圆的，底下烟罐有一个圆的圆洞，对吧，上面再搞个插灯草的一个小洞洞，香烟罐里放油，然后一根灯草中间穿出来，点了灯，上面罩个，搞个玻璃灯罩。

据回忆，这个灯罩这样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那是很功德无量的，大家都纪念他，后来大家叫它费巩灯了。

因为生活条件差，很多家庭贫困的学生，开始设法勤工俭学。37级机械系的学生董维良到附近的中学去教音乐。

据回忆，育杰中学找我说，你能不能来给我们上音乐课，我说行啊。我还去拿了工资呢。教了课还带了一瓶茅台酒回来。我们几个人在宿舍里头喝茅台酒，那时候一瓶茅台酒好多人喝。

据回忆，那个时候茅台不像现在这样金贵，那个时候到处都有，那个时候几毛钱一瓶。就是解放初期也卖八毛钱。

国立浙江大学迁到贵州后，茅台酒的销量大增。遵义的当地人也喜欢到浙大的化工场里，去买浙大学生制作的肥皂。化工系的学生杨士林，还清楚地记得制作肥皂的程序。

据回忆，把这种牛油啊这种油啊摆进去，然后再加烧碱搅，搅的匀了倒出来，倒到箱子木箱里边去，让它凝固起来。那么再切开来，一块一块就是肥皂。不做多少块数的。那么他们就把这个肥皂，卖给当地的老百姓，这个肥皂又有很好的可以去脏，一是方便，一涂就好了。所以很受欢迎。

国立浙江大学外文教员米协尔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浙大师生的生活：“长征使他们比较成熟了，在流亡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感受了战争的残酷，自身也曾置身于艰危之中，因此增长了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的灾难经历，使大学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1940年暑假，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从温州老家接来了妻儿，搬进湄潭城南的朝贺寺。不久之后，日军就封锁了温州港和宁波港。至此，中国沿海所有港口都已被日军控制。这一年，苏步青的月薪是350元法币。随着物价上涨，货币实际购买力只有1937年的三分之一多。助教的月工资则只有70法币，有时还不能足额发放。为了减轻家中的经济负担，烟瘾极大的苏步青从习惯抽进口杰利克香烟，改抽国产香烟。

据回忆，一般性认为我抽杰里克香烟，还是有一定，代表一定身份的，有一定的收入的。那么就是到抗战，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就是很多市民也好，这些学校里的一些教授也好，他就是生活就直接受影响了，那么这些教授烟瘾挺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抽稍微就像这些国产的烟，像美丽牌这些香烟。

据苏德晶回忆，我记得他抽那是后来抽美丽的罐子的那种，那罐子也蛮好的，铁罐子的。他这个铁罐子一罐大概，那一罐50根，两天不到就没了，抽烟，备课的时候一直在抽烟。

不久后，儿女众多的苏步青发现，自己连国产香烟都抽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