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大伯抗战求学记12(2 / 2)

加入书签

布雷,说服蒋介石保留浙大。在陈布雷努力下,蒋介石同意了竺可桢的请求。

就在师生们为国民政府撤销解散国立浙江大学的命令而高兴的时候,从重庆又传来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曾担任学校训导长的政治学家费巩失踪。

1945年,费巩准备趁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其中涉及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这一年2月,他在由郭沫若起草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进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进言共有312位文化名人签名。

据回忆,这些人签了以后,报纸上发表了,结果国民党发起了,就劝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叫他们登报声明退出这个签名。那么那个当时呢,我父亲就又发表了文章,在哪里发表我不知道,发表了文章,痛骂这些小人怕死鬼,那么这样一来更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了。

费巩的文章引来杀身之祸。3月5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在重庆千厮门码头秘密绑架准备去复旦大学讲学的费巩。费巩先被关押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后转移到中美技术合作所看守所,最后遭秘密杀害,尸体被丢入硝镪水池销毁灭迹。

据回忆,我们一家子都等着,盼望我父亲归来,等到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回来了,还是见不到,见不到我父亲的身影。就是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外面下很大的雨,我跟我姐姐两个人放学回来,穿了雨鞋,撑了雨伞回来,一进门就看见我母亲哭得像泪人一样。

直到抗战胜利后,国立浙江大学的师生还不知道费巩教授已经遇害。

1946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方面要求释放的五名政治犯中还有费巩的名字。三十二年后,上海市政府正式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

1945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

8月10日,遵义出现了少有的晴天,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一片宁静。晚上十点,遵义城里突然响起震耳的炮声。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中国军队庆祝胜利的礼炮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重庆传到遵义,遵义城里充斥着鞭炮声。

鞭炮声刚刚停歇,遵义城内礁窝井9号,竺可桢的寓所外突然传来吵杂的人声。

据回忆,因为学校首先通过电台,我们自己的电台收到消息以后,学生首先就想到的是告诉校长,所以马上就是何家巷的学生一出动,那么就大家互相一传,转告,学生大家都涌向礁窝井,敲开门就告诉校长胜利了,有学生冲上去,大家把校长就抬起来了,从那里抬就抬到城里面就游行了,一直搞到天亮。

年过50的竺可桢,因操劳过度,体重只有103斤。兴奋之余,竺可桢想到,要尽快把学校迁回杭州他马上启程返回杭州,准备视察原来的校舍,为回迁做准备。但是到了杭州后发现,许多校舍在日军占领期间已被损毁,需要大规模修缮,学校回迁的计划只能拖后一年。

这一年,在著名的英国《自然》周刊上,李约瑟发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一文,文中记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有一个叫遵义的小城市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湄潭是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情景。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春天,李约瑟接到调令,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李约瑟返回剑桥,并最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此后,李约瑟又多次访华。1993年,李约瑟被中国科学院选为首批外籍院士之一。

抗战胜利9个月后,国立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第19届毕业典礼。这届毕业生共291人,这是最后一批在西迁途中毕业的学生。

国立浙江大学从1937年11月离开杭州,开始独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流亡途中,浙江大学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直至1946年9月才重返杭州。这段西迁历史,后人称之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学迁校累计达100多所,迁址次数达200多次。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我大伯赵人龙1940年在遵义浙大毕业;二伯赵人麟,1940年辗转来到遵义浙大机电系学习,1944年也在此毕业。

↑返回顶部↑

书页/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