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 古代娼妓制度（3 / 3）

婢女的，当然是那些最底层的女性。她们是卖身或者半卖身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由主人决定，把自己嫁给一个同样身份的男仆，成为一个正妻。闹不好，丫头被主人转卖掉，甚至卖到低等娼寮里的事情，实在是屡见不鲜。所以，如果丫鬟被老爷给“搞”了；如果有机会上升为小老婆，那么多数人只会觉得三生有幸，不大会出现“喜儿”的。以上3种人都做不成或者不肯做，那么一个女人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当娼妓，要么当尼姑。可是尼姑庵的容量毕竟很有限，物质生活也比最差的娼寮还差，所以当娼妓往往是更好的选择。

三、对娼妓业的限制

但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者并不是一群傻瓜或者只顾贪赃枉法，别的一概不干。他们深刻地懂得当时女性的这种处境，因此总要千方百计地防止低层女性由于“贪图享受”（其实是为生活所迫）而自投娼门。这并不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因为这样的女性一多，娶不到媳妇的男人也就必然更多，甚至“玩物丧志”沉迷于妓院的男人也会更多。这不仅仅会威胁到社会的整个婚姻家庭制度，会破坏孔孟之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理想，甚至会威胁到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政治大业。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许多针对娼妓的“就业资格审查”，绝不是谁想干就能干；而且“逼良为娼”一直是重罪，一直被严惩不贷。

除了这种官方控制以外，当时的以农耕为主的社会生活形态，也对娼妓业发挥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当时，客观上具有嫖娼消费能力的男人，主要是中小地主，但是他们基本上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中，很少进城。他们与城市生活不仅有相当大的地理空间障碍和信息沟通障碍，也有很大的心理隔阂。所以他们在“性消费”方面往往会觉得，只要自己家里有妻有妾有丫头就足够了，没有太多的“非分之想”。与此相反，城市里的士大夫阶层的主力，其实是那些相对寒酸的书生。对于嫖妓，尤其是对于“青楼之恋”，他们往往是心有余而钱不足。官吏阶层虽然有权有势，但是毕竟要受到正统道德和许多规章制度的约束，也不可能成为娼妓的常客或者主客。结果，娼妓业的“上帝”主要是纨裤子弟和泼皮浪子，而这类男人，在历史上一直就不是很多。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娼妓业一直有，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只不过常常被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在道德上和国难的意义上抨击，所以才使后人不自觉地夸大了历史上娼妓业的规模与影响。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像后来打不过洋人的败军之将却勇于为“守节”而斩杀自己的妻女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那种当不上奴才的政治情结和色厉内荏的软骨头精神。

综上所述，在中国古代，婚姻家庭制度、娼妓合法制度、性别角色制度相互结合得天衣无缝、相得益彰。我们简直无法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它，只好称之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妻妾婢妓尼和谐运作”的制度。

在今天，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肯定是罪恶的；但是也不容否认：在社会运行的角度上，它又无疑是和谐的与高效率的。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我们消灭了它的罪恶内容之后，难道我们就不能从那时的和谐与效率中学习一些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