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王业之基〔三〕（5 / 6）

然若揭。

这些突出的恶性特征，在宪宗之后以至今后仍然持续发展。中书省内，能够反映证明的典型案卷，依然很多。穆宗长庆四年，元稹任职同州刺史，根据在同州的实际工作，写成《同州奏均田状》，有云：“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州县转破，实在于斯。”敬宗宝历元年到文宗太和元年，李翱担任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豪贱市田屋以牟厚利，而窶户仍输赋”。文宗朝，“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州县不敢徭役，而征税皆出下贫。至于依富室为奴客，役罚峻于州县。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民苦其扰”。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在洛阳城南的平泉庄，“周围十余里，台榭百余所，四方奇花异草与松石，靡不置其后”。武宗会昌灭佛，“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反映出权贵和寺院田产财富的极度富有，也反映出他们隐藏和占有劳动力资源的惊人数量。武宗《加尊号赦文》有云：“度支、盐铁、户部诸色所由茶油盐商人，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反条法，州县不敢追呼，以此富室皆趋倖门，贫者偏当使役。”还说：“应畿内在京百司职田，访闻本地多被狡吏及豪强平直隐蔽回换，遥指荒闲瘠薄田地，即配与浮客佃食。”

会昌五年，武宗《加尊号后郊天赦文》：“畿内诸县百姓，租佃百官职田地，访闻其中有承虚名配佃多时，县司但据额征收租子，或无本地及被形势庄园将瘠薄地回换，令人户虚头纳子，岁月既久，无因申明。”该赦文又说：“江淮客户及逃移规避户税等人，比来皆系两税，并无差役。或本州百姓，子弟才沾一官，及官满后移住邻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废置资产，输税全轻，便免诸色差役。其本乡家业渐自典卖，以破户籍。所以正税百姓日减，州县色役渐少。”这一方面反映出武宗时期贵富集团逃税避役的新花样，即勾结财政三司（度支、盐铁、户部）官员，“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另一方面反映出贵富集团用“隐蔽回换”的手段侵吞国有土地，欺压贫苦百姓。

大中四年正月，宣宗颁制有云：“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皆是承其急切，私勒契书。”大中四年五月，御史台《请禁断供应户奏》有云：“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这表明当时贵富集团占夺了田产但不纳税，而被兼并掉土地的个体农户却产去税存，造成税负极端不均的情形。史载“郑光，宣宗之舅，别墅吏颇恣横，为里中患，积岁征租不入”，则是当时贵富集团脱离国家税收征管的具体事例。

懿宗朝，“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占有的田产难以估计。许州长葛县令严郜罢任之后，在当地兼并“良田万顷”，置为田庄，“桑柘成荫，奇花芳草，与松竹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尽登临之志矣”。咸通十三年时，中书门下的奏文说当时“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在李曜这个后世之人看来，大唐贵富集团的大土地私有已膨胀至极，凡耕地、荒地、山林、川泽均被其占有，并将很多土地资源用于非生产，造成巨大浪费，任凭自己游宴娱乐，“尽登临之志”，全然不顾天下兴亡、百姓疾苦，已成为极端自私自利的腐朽势力，再现东晋南朝贵富集团“封山占泽”情形。

他继承而来的这具身体的记忆让他对近些年的情况了解更加直观。僖宗时，杨夔《复宫阙后上执政书》有云：“无厌辈不惟自置庄田，抑亦广占物产。百姓惧其徭役，悉愿与人，不计货物，只希影覆。富者称物产典贴，永绝差科。贫者以富籍挤排，助须从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无利润者，转见沉沦。有膏腴者，坐取安逸。衣冠户以余庆所及，合守清廉。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且古画地之数，限人名田。一则量其贫富，一则均其肥瘠。今凡称衣冠，罔计顷亩。是奸豪之辈，辐辏其门。但许借名，便曰纳货。既托其权势，遂恣其苞囊。州县熟知，莫能纠摘。且州县所切，莫先科差。富贵者既党护有人，贫困者即窜匿无路，好看的小说:。上逼公使，下窘衣资。怨嗟之声，因伤和气。”愤然于贵富集团无厌之极、无耻之尤等诸般恶劣行径，痛斥富贵集团“上逼公使，下窘衣资”的罪行。

用后世的观点分析，中国帝制王朝时代，有一项明显的基本历史史实：社会上下阶层之间贫富悬殊及奴役压迫情势的不断发展加剧，必然会引发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激化，最终逼迫底层民众揭竿起义，以暴力手段推翻王朝国家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统治阶级上层贵富集团对于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贪得无厌的非法攫夺及其恶性膨胀与发作，是导致王朝统治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