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 杜维明讲仁（1 / 3）

“仁”的民族认同和世界意义

——儒学的核心价值应该在全球文化视野中考量、反思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杜维明（主讲）

我和儒学

30多年与世界顶级人文学者沟通对话中,对儒家哲学经历了反思、深入、丰富、发扬的过程

哈佛大学的思想碰撞告诉我：一定要把儒家哲学放到轴心文明的视野中研究。

我从1954年（14岁）开始接触儒学,1962年从东海大学到哈佛大学时,虽然内心基本认同儒学，但总是抱着开放的心态，所以，每当和基督教等其他思想发生碰撞后,便经常反思原先接受的儒家观点。我本就不是为捍卫儒家传统而认同儒家，为的是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事实上任何伟大的传统都有其阴暗面。

很幸运的是，在哈佛大学我有机会和美国顶级的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家探讨儒学。当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学家叫帕森思,他把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带到了美国，我上他的《宗教社会学》的课程，他提到韦伯对儒家的解释：儒家认同这个社会，从而接受了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就很容易和现实权威结合，故在抗议精神、转化世界的力度上无法和新教伦理相比。我听了感觉很不安，就在他的办公时间去和他讨论。我说：儒家认同人伦社会，但同时又能够转化这个社会，具有抗议的精神。两天后的大课上，有100多学生，他说：我要修正上次对儒家的说法，杜维明同学与我交谈后，我觉得也许韦伯视儒家认同现实政治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可能是在认同的基础上还要转化。他问我：“能否说儒家是要社会保持和谐，但和谐并不是完全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我说这一点我赞成。

那时我很感动，在台湾罕有教师公开认错；我也很受震撼：感觉儒家思想定能被更多人接受。

通过他，我结识了研究轴心文明的顶级学者贝拉，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比较学的史密斯，又认识了比较文化学的学者艾森斯塔德，他是研究轴心文明如何转化出现代文明，也就是现代化理论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和他们交流以后，我意识到要了解儒学就要放在全球文化发展的视野中，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轴心文明中。公元前600年到1000年，世界上出现了几大文明——犹太教（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南亚的兴都教和佛教，在中国有儒家和道家。它们彼此之间曾有相互碰撞交互的例子，但主要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取代或消灭另一种文明，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显示出多元、海纳百川的气概。1948年，雅斯贝尔斯将那个时代称为人类的轴心文明，并指出，人类文明2000多年至今，仍受到四个典范人物的影响：苏格拉底、孔子、耶稣和释迦摩尼，今天还应加上穆罕默德。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好像和他们关系不大，但是他们影响了我们人类的精神文明。儒家文明是四大文明的一部分，轴心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儒家思想，这是不可质疑的。

“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对西方完全是学生的态度，导致对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1966年，我通过哈佛博士口试以后，回到东海大学教《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讲identity的问题。这是当时哈佛大学重要的心理分析学家艾里克森提出来，是我首次把它翻成“认同”，现在有些社会学家翻成“身份”。无论身份或认同，都涉及文化心理，我们有认同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的欲望和需要。世界上文明有古有今延绵不断的，只有中国文明，这方面我相信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历史意识特别强，这源于慎终追远的历史记忆，比如，孔子的诞辰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就是有考证的。其他几个文明创始人的生日比如佛祖和耶稣都无法考订。

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理应变成一种凝聚力极强的文化认同。但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变化极快但集体记忆极难保存的民族。我们都患了“集体健忘症”，忘却乃至主动地不再记忆。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人、知识人，自觉地消解我们的文化，不仅消解，还自觉地破坏、摧残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有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五四”反传统，我为何又要说我是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呢？从事儒学研究的大多数都不认同“五四”，但“五四”的抗议精神对我很重要。我认为真正鼓舞“五四”青年做出激烈反应的是儒家的文化中国理念——救亡图存变成每个人的关怀。

“五四”时期，本来应同时解决四个问题——融于民族文化心理中最关键的核心价值、批判传统中阴暗面、吸收最优越的外来文化、批判外来文化中的糟粕。但我们患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四个问题本来是四位一体，却把整体的问题简化成面和线乃至于点的问题，认为古今中西是绝然对立的观念。这样就把儒家所代表的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一谈到儒家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