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精彩对话·激情辩论(1)（1 / 3）

1　愿做人民的经济学家--《环球财经》期刊出品人任文女士专访

2008年11月8日于北京后海

《环球财经》：作为中国最高的政府智囊机构的研究人员，你们的工作一直是国人所关注的焦点，像你们这个群体的学者，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曹建海：社科院研究人员的工作状态是非常有弹性的，基本上由自己掌握工作时间。我们的作息时间虽然因人而异，除了外出调研，出席论坛、研讨会或学术讲座，其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工作的。这跟我们不坐班形成的习惯有关系。我们一般一周返所一次或两次。例如我所在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每周二、周五返所；而和我们在一个办公楼办公的经济研究所???财贸经济研究所，每周只有周二返所，每周又比我们多了一天的自由机会。一般而言，返所是一个必要的工作程序。比如我们需要全所、中层以上人员经常性地集中开会，课题组成员需要进行小范围的讨论，接待来访的国内外媒体、学术访问人员。此外，我们还需要定期到所里报销课题经费，等等。除此之外，我们的时间完全是自由的，除了集中讨论一些重大课题、外出调研、评审活动，我们的时间都是自主安排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在家办公。一些不了解社科院工作性质的人，看到我在别人上班时间清闲自在，以为我是做生意的老板，甚至有的认为我没有工作、失业在家，想起来挺有趣的。

我们知道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从事综合政策制定和研究的人，他们的习惯是在办公室写作。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件，在办公室写作要比回家写更具有时效性，而且便于与同事交流。一些机关人员羡慕我们不坐办公室，其实坐办公室有坐办公室的好处：其一，使用单位的电话、电脑等办公设施，长期算下来，可以较之在家办公的研究人员节省不小的一笔费用；其二，晚上的时间可以广交朋友，可以喝酒、娱乐，不到办公室就不用考虑工作；其三，有利于推卸做家务的责任。反过来看，社科院的很多学者就没有办公室人员的上述优势了，我们一个人在家办公，使用的是自己购买的电脑、打印机，消耗的是自家的水电；我们晚上一般没有时间会见朋友，更没有时间参加娱乐活动，因为有很多的约稿、课题要完成，甚至第二天早上就要交；很多著名学者经常被上班的配偶指派买菜、做饭、接孩子，而一旦写作太忙耽误了家务，可能受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指责。大学者成了做家务的主力，说起来也令人难以置信吧。

《环球财经》：你们的研究成果，对政府政策的制定会起到怎样的作用？能否给我们讲讲你的一些亲身感受？

曹建海：在我国，一项公认的研究结论要变成政府政策，一般需要2～3年的滞后期。当然，2009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学者对政府政策影响的周期被大大缩短了。

由于经济问题的普遍性，很少有学者能够肯定政府采纳的某项政策观点属于哪一位的首创。一般而言，学者对政府制定政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文件对其观点引用和采纳的次数，但很难界定这些观点是属于谁的。那些事后对政府政策进行解释的学者，由于媒体的渲染，通常被误认为是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人。一些知名学者可以获得为中央高层讲课的机会，或参加中央、国务院政策研究部门主持的政策讨论会，承揽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的政策研究课题，这些学者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是比较直接的。当然，通过公开媒体发表观点，或者通过内参的方式递交中央、国务院领导获得批复，历来被一些学者视为极为重要的荣誉，这也与我国学术界、官场分工清晰，学者进入政界存在较大鸿沟有重要关系。

我本人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公开发表政策评论文章实现的。由于在文风上不愿意受到过多约束，我本人很少写作内参，我的观点对政策形成影响，多为国家安全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部门根据我公开发表的文章整理而形成内参，报送中央和国务院后获得批示。据说，新华社内参室就摘录过我的观点不下20余次。例如，2009年6月以来媒体集中关注的“热钱进入粮食领域”话题，就是由于中央高层批示了摘有我观点的内参，国家粮食局、新华社都组织了由我参加的座谈会，请我发表主题谈话，会议记录经整理后再次上递中央高层，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新闻媒体对热钱和外资进入我国粮食领域的高度关注。此后，国家粮食主管部门开始限制外资进入粮食流通领域，黑龙江省也紧急叫停了外资曲线进入本省粮食购销领域，这是我作为学者积极预警、在较短的时期内形成对中央政策影响的一个重要的例子。

《环球财经》：翻看你这些年的著述，多是集中在房地产领域，你还能记得最初让你对房地产领域产生浓厚兴趣的起因是什么吗？你为何会耗费如此之多的精力在房地产的研究上面？

曹建海：这主要与我的学习背景有关系。我大学时期学的是商业经济专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业经济学（1986～1988年），两年后（198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