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商潮历程：从企业再造到企业社会责任(1)（1 / 3）

购买数千本自己写的书，听起来像是格外古怪的虚荣表现。但假如书的作者背靠财大气粗的咨询机构，该书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能带来人气，这些人气又能为这个咨询机构带来客户，并为作者带来3万美元一场的演讲盛宴呢？突然间这古怪的虚荣表现看上去像是合理的正当之举。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场最愚蠢可笑的管理丑闻，其依循的正是以上逻辑。1995年8月，《商业周刊》披露企业战略管理咨询公司与两位想要成为大师的合伙人迈克尔·特里西和弗雷德·威尔斯曼，联手采取在唱片行业中常见的卑劣手段，将一本单薄且平庸的名为“市场领导者守则”的书打造成为畅销书。他们买下数千册—总是在《纽约时报》编辑畅销书排行榜时进行跟踪调查的小型书店购买—以至于那么多的书籍只得存放在牵引拖车上。

《商业周刊》披露的只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管理故事中的冰山一角，这是关于企业流程再造（简称为再造）之兴起、鼎盛以及最终衰落的故事。企业再造是克林顿时期最成功的商业潮流，该潮流使得世界各地的公司将自己拆散成多个小部件，然后再从头组装。企业再造也是最具雄心壮志的—与詹姆斯·钱皮一道开创该理念的迈克尔·哈默喜欢把自己的工作描绘成“颠覆工业革命”。

该潮流始于一个敏锐的洞察：信息技术（IT）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商业界，公司需要擦掉一切从头做起。当一名会独自操作计算机的员工都可以将业务办得又快又好时，公司为何还要像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将一项业务拆解成零碎部件并分配给组织里的各个部门来完成呢？该潮流也催生了大量激动人心的事儿。如迈克尔·哈默的《再造工程：彻底消灭自动化》一文是《哈佛商业评论》刊登过的最受追捧的文章之一；他与钱皮合著的《企业再造》（1993年）一书以17种语言发行，销量超过200万册。

再造理论很快就扫除了挡在它前面的一切障碍。《时代周刊》认为“企业再造”已经“开启了一场前所未见的革命，其革命性类似于亨利·福特发明了生产流水线”。普华永道咨询公司的调查显示：自1994年以来，占《财富》500强78%的公司和富时100指数（FTSE 100）68%的公司都进行了某种形式的企业再造。纽约市警察局局长威廉·布拉顿是公共部门中拥护该理念的数十名显赫人物之一。哈默宣称，他做的就算不是上帝的工作，也是天使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天使的工作。在一个有这么多人缺衣少食的世界里，缺乏效率是一种罪恶。”

不可否认，企业再造发挥了一些有益的作用—精简了繁复的工作流程、调整了运作不良的组织部门以及裁减了不必要的职位。然而更甚于其他商业潮流，它遭受了骄傲自负与反应迟钝的双重打击。企业再造未能领会到组织结构的本质是人而不是机器。再造后的企业由于失去了一些最关键的人员（其中包括那些绝不是多余的、体现着企业学识和智慧的中层管理人员），很快就患上了“企业厌食症”。随着那些逃过被裁员风险的员工转而与他们的上级对抗，企业在员工信任方面也会经历灾难性的崩溃。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企业再造是恶魔的工作而不是天使的工作。

同样更甚于其他商业潮流的是，企业再造因贪婪而堕落。随着再造运动的势头开始衰退，以及批评家揭露越来越多的设计缺陷，企业再造更加不顾一切地进行炒作并让更多的企业卷入，因而出现了《市场领导者守则》这种令人难堪的败笔。

历史韵律

企业再造并非只有保守者才感兴趣，它还激发了近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潮流：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说法可能听起来不合常理，因为很难想出还有什么比“企业再造”和“企业社会责任”更加截然不同的两种管理理念了。企业再造是极端“强硬”的管理工具，企业社会责任则完全是温和宽松的管理工具；企业再造想要让一切更像机器，企业社会责任则想证明在市场机制中存在着某种精神。

然而实际上，企业再造和企业社会责任有许多惊人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典型的商业潮流理念—都包含一个核心真理，但又都受到野心勃勃的大师们与贪婪的咨询机构的过度推销，并最终都在不切实际的炒作以及过度膨胀的期望重压下崩溃（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倒台不太可能像企业再造那样富有戏剧性）。它们都拥有某种相对真理，但都将其当成了绝对真理—企业再造树立了对效率的盲目崇拜，而企业社会责任过分夸大了善行的重要性。两者的命运微妙地交织—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要大大归功于企业再造的过度行为，而企业社会责任当前的困境也将为企业再造的再度爆发铺平道路。总之，在过度杠杆化的年代，公平交易的咖啡可以进入绝大部分消费者的生活，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成了每一个会议室的标配；然而随着我们进入紧缩时期，消费者将看紧每一枚铜板，公司也将大刀阔斧地进行重新整合。

担起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短暂，但其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企业慈善家，诸如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