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商潮历程：从企业再造到企业社会责任(3)（2 / 2）

一个有用的工具。许多最理想的求职者，尤其是千禧年一代，他们的工作动机除了金钱以外，还有“工作意义”。确实，他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但他们也想帮助改善世界。（戴维·布鲁克斯杜撰了“中产阶级波希米亚人”一词，用来概括在职业领域普遍存在的那种资本主义与反文化价值的混合体。）对某些人而言，一个有创造力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可能是达成交易的关键，而对企业社会责任漠不关心则可能会破坏交易的达成。

处于新兴市场的公司将会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在更加关键的战争—对抗混乱的战争中也是一个有用的工具。新兴国家的特征是“制度真空”（借用哈佛大学商学院塔伦·康纳的措辞）：政府不能恰如其分地发挥作用，市场充斥着漏洞、混乱，你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威胁，比如官员贪污腐败或者不称职，学校不能传授基础知识。因此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填补这个真空—有时是通过设立“慈善”部门，有时是通过与慈善机构组成联盟。21世纪上半叶，这些公司自称是在做“企业慈善事业”，而今天，它们更愿意称其为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的行为都受市场和政府错误的强硬方针所影响。因此，塔塔钢铁集团（Tata Steel）在印度贾姆谢德布尔的丛林中兴建小镇，以安置采矿区工人，否则他们就要住在棚户区；联合利华印度公司与多个非政府组织结成联盟，向1.33亿农民讲授洗手的重要性；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与印度各地超过300家工程学院结成联盟，资助学生并协助设计课程。

世界也见证了新型混合组织的兴起，即兼顾商业与慈善的新创企业。这些混合型组织在新兴国家蓬勃发展。维诺德·卡普尔已经建立起一家成功的营利性公司，公司的宗旨是为印度乡村的穷苦民众提供食物。他投入100万美元以及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试图培育出“完美”的鸡。他的成果是“酷肉乐”（Kuroiler）：拥有花花绿绿的伪装色，抗病性强，喜欢农场里的残羹剩饭，强壮、机智足以击退捕食者，并且能够产生普通菜鸡两倍的肉量及5倍的蛋量。卡普尔先生已经建立了完整的“酷肉乐”供应链，包括专门的养鸡场和遍及全印度乡村的销售网络。

同样，史恩·伊梅尔曼致力于为南非的孩子提供课桌。他惊讶于400万名儿童没有课桌，更不用说拥有课室了。因此他发明了一种“膝上课桌”，可以安放在孩子的膝上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平面。通过让其他公司在桌上印刷广告，伊梅尔曼得到了用来支付生产费用的资金，让他得以免费发放这些桌子。随着桌子变得流行起来，富裕的人群也开始购买，伊梅尔曼还打算将其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新兴的社会企业在富裕国家也已经流行起来。一种新式的“慈善资本家”—借用我的同事马修·比索普的措辞—已经着手将商业理论应用于慈善机构：以非常类似于催生科技创新企业的方式，借助启动资金催生慈善机构，并评估它们的表现。罗宾汉基金会（Robin Hood Foundation）由一群成功的年轻慈善家在纽约创立，它“投资”地方性扶贫组织，并偏爱最成功及最具创新意识的团体。南希·卢布林已经成为一大批企业家的慈善楷模：她创立了“成功服装店”（Dress for Success），为寻找工作的贫穷妇女提供衣物，并且创设了DoSomething.org网站，以帮助年轻人参与慈善事业。

但这并不是一条单行道：慈善家有很多要去传授，同时也有很多要去学习。志愿者组织精通以微薄资金进行运作的艺术。例如，人类家园国际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建造廉价房屋，许愿基金会（Make a Wish）帮助病危病人，它们都已经成为国际品牌且没有花钱来作宣传。让人们（尤其是千禧年一代）愿意为了微不足道的报酬来工作，在这一点上，志愿者组织的表现优于营利性公司。Mozilla基金会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甚至没有给它们的志愿者付过哪怕一分钱。志愿者组织也率先使用了社交媒体：国际红十字会在海地地震后借助短信筹得超过3 000万美元的善款。

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将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潮流：其许诺改变世界并且改写商业规则，一开始它横扫一切，接着失去动力，但最后，会形成一两个有价值的精辟见解。回过头来看，人们会发现21世纪头10年最大规模的管理潮流与20世纪90年代最大规模的管理潮流拥有比我们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现在，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衰落，企业再造收复了某些失地（偶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然而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两种理念正在失去光芒—有效但并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