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扁平化世界、引爆点以及长尾理论(1)（1 / 3）

自汤姆·彼得斯成功地向大众推销管理理论以来，大师界一直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状态中。管理书籍长期占据着畅销书排行榜，管理书籍作家成为企业研讨会的一大看点，以至于若要让会议组织者遗漏掉这些老练的表演者，会比让马戏团艺人遗漏掉海豹表演更加不可想象。

许多管理理论大师是拥有宣传天赋的商业教授。哈佛商学院的罗萨贝丝·莫斯·坎特亲自撰写或与人合著了18本书，如《巨人学舞》（When Giants Learn to Dance），由此赢得了“知性女性中的汤姆·彼得斯”这样的绰号。而有些大师则是拥有过人天赋或自我推销倾向的管理顾问。顶级咨询机构至少会雇用一个频繁炮制商业书籍的“思想领军者”，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乔治·斯托克（曾自著或与人合著了4本书）、麦肯锡的布赖恩（曾自著或与人合著了6本书）就是突出的例子。

另外还有少数勇敢者几乎已经成为全职大师。史蒂芬·柯维的《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已经售出3 000万册；吉姆·柯林斯成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他写了《基业长青：企业永续经营的准则》（1994年，与杰里·波勒斯合著）、《从优秀到卓越》（2001年），以及《再造卓越》（2009年，此书探讨的主题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这些全职大师是先知和怪人的组合体。柯维看起来像是电影《尖头外星族》里的角色，经常把精神层面的智慧融入管理建议中；柯林斯则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过着一种苦行僧的生活，在那里他有一个配备5名助手的私人“管理研究室”，他还尽可能抽出时间来爬山。尽管如此，这些专业大师还是在管理理论行业的子宫里孕育出来的，柯维拥有一个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一个商业研究的博士学位，柯林斯是作为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开始其职业生涯的。

但自世纪之交以来，我们见证了商业大师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新进展—一些“亚种类”大师的兴起，他们完全没有商学院或者咨询机构的背景。2008年，马萨诸塞州巴布森学院管理学教授托马斯·达文波特为《华尔街日报》列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其依据是谷歌点击率、媒体曝光率和学术论文引用次数。前五名中只有一个是正统的管理大师，即拥有企业管理博士学位并供职于商学院，他就是加里·哈默（排名第一）。剩下四位分别是：两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一位退休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以及一位来自教育部门而不是商业部门的学者（霍华德·加德纳）。

比尔·盖茨在上述榜单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谓世界上最有思想的商务人士。若听他谈起自己的兴趣话题—比如医疗保健，或者能源问题—你不可能不为他那种专业与创意的结合所深深吸引。然而弗里德曼和加德纳出现在排行榜中该如何解释？而排名靠后的，比如罗伯特·赖克和理查德·佛罗里达又该如何解释？

自2000年以来，管理理论行业已经被两种新型从业者彻底改造：各个媒体的记者大师，以及被商学院教授们视作来自非正统领域（好比对哈佛而言来自查尔斯河的另一端）的学术型企业家。如果说汤姆·彼得斯发现了向大众兜售管理理论是可行的，那么弗里德曼与同人则是发现了绕过传统供应商—商学院和咨询机构—也能开拓利润丰厚的业务市场。用该行业的术言来说：首先是汤姆·彼得斯将一个B to B的业务转化为一个B to C的业务，然后新一代大师再次对既有供应商去中介化，令其直达消费者。

记者大师的兴起

大师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记者大师的兴起。整体而言，新闻行业处于不景气的年代，规模小于《纽约时报》的报社解雇了成百上千的记者。幸免于被裁员的记者薪水不高，从而被迫更加努力地工作—发表博客、播客、推特、视频日志，以及老式的报道（即便是这样的报道，每天也会更新好几次），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乏味的严肃气氛中。然而，这样的苦难日子完全没有终结的迹象：发行量下跌和广告（以往占到报社收入的80%）骤减。如今在全世界的新闻编辑部中最常听到的口头禅是：“我希望大学时进的是法学院。”

然而在这样一片死气沉沉的场景中，记者大师们却是一片欣欣向荣。这些大师是新闻业界的头等舱乘客—坐在铺着软垫的宝座上，被充满仰慕之心的女服务生所环绕，享用着香槟和点心；而新闻业中的其余人员则被赶进经济舱或者等着被逐下飞机，因为他们的出版商给他们买的是最便宜的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住在格林尼治村，但很少屈尊拜访《纽约客》的总部，理由是他有强烈的“商务区厌恶症”，因此该杂志社只能通过快递与他保持联系。《纽约客》的一位记者正在撰写墨西哥的亿万富翁卡洛斯·斯利姆帮助《纽约时报》摆脱财务困境的报道，而弗里德曼却可以向这位记者吹嘘：他相当于有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去任何地方旅行，因为他的出版人亚瑟·苏兹伯格从不过问他打算写些什么或他的旅行花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