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扁平化世界、引爆点以及长尾理论(1)（2 / 3）

多高。

同时，记者大师也向传统的管理大师—一度垄断了商业图书出版并将其变成商业潮流的教授和咨询顾问们—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仅仅是运用更出色的写作方式—使用非术语化的语言进行描述，并配以生动而有说服力的图画—就能使那些比他们地位更为巩固的竞争者们黯然失色。可怜的迈克尔·波特花了一辈子来打造其管理大师的名望，然而突然间他就被那些甚至都没有拿过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从《华尔街日报》管理思想家排行榜前五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现在《纽约客》是一个比《哈佛商业评论》（顺便说一句，后者现在的主编是曾在《时代周刊》和《华尔街日报》工作的记者阿迪·伊格内修斯）更高产的管理理念发源地。

三位记者大师之王

弗里德曼是伟大的记者大师之王，他是《纽约时报》的评论专栏作家，也是公认的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记者。他职业生涯的前半段是一名虽说相当成功，但仍算是中规中矩的记者：他曾闯进该行业最辛苦的机构之一—合众国际新闻社（合众社）， 之后转入《纽约时报》工作，并专门负责当年传统上政治与外交新闻最为多发的区域—中东。弗里德曼对于中东的报道，尤其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首次暴动，为他赢得了两次普利策奖，并为他的第一本书《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1989年）提供了素材，这本书从很多层面上看来仍然是他最好的著作。1995年他获得《纽约时报》这个大鸟笼中最理想的栖息枝条—成为该报的外交事务专栏作家。“成为《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弗里德曼曾愉悦地说道，“我成了一位持有个人观点的看客。”

事实上，弗里德曼并不满足于只做抱持个人观点的看客。在那根黄金栖息枝条上，他可能会轻易地把自己的余生都用在高谈阔论国际关系的细枝末节上，或是在华盛顿极度舒适的大都会俱乐部中，与权大位尊的大人物私下会面并共同进餐。但他却选择做了一些更有趣的事—彻底改造他的职业。弗里德曼注意到，翻过20世纪90年代这一页，许多重大事件都正发生着戏剧性变化。冷战的结束或许不算历史的终结，但它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再是由两个超级大国，而是由全球化来定义的时代。他认为，全球化不是反常事件也不是时尚潮流，它是一个体系，如同它所取代的冷战体系。全球化是一个拥有自身规则和逻辑、偶像和反派的体系，是一个塑造着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体系。

在全球化的时代，创造历史的不是政治家而是商务人士，最重要的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商业关系。比尔·克林顿在他的圈子里可能是一位富有魅力的角色，但若说到改变世界，他远没有比尔·盖茨的影响深远。弗里德曼明确地打破了《纽约时报》外交事务专栏作家的框架，他用与采访国家领导人同样多的时间来采访商业领袖，用与“外交政策”同样多的专栏版面来报道“资本市场”，并以这种方式向他的读者介绍了一系列的龙套角色—银行家和掠夺者、互联网亿万富翁和对冲基金经理、计算机天才和移动电话创业者，这些人在之前的国际关系专栏里从未大量出现过。鉴于《纽约时报》制度上的保守立场，这算是深层次的新闻革新。

《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1999年）一书让弗里德曼进入美国记者大师行业的开创者行列。弗里德曼主张全球化是由技术革新（消除了距离障碍）与金融自由化（使巨额资金得以方便地四处流动）共同拉动的。然而全球化并没有消除一些根本需求：西岸地区人们争吵不休的“橄榄树”与日本工厂大量生产的“凌志汽车”同样真实地塑造着现代世界。

另一些作者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本杰明·巴伯的《圣战与麦当劳世界》（1995年），这是基于他1992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写成的。但弗里德曼的特色是，使用了许多从他广泛游历中选取的生动案例来阐述他的论点。他同样拥有编造易记短语的天赋：外汇交易员被称为“电子游牧族”；为了在无国界的世界里实现繁荣兴旺，各国政府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即实施有利于市场运作的规则；他将《资本论》演变成资本操作系统并提出“金色拱门理论”，即任何有幸拥有麦当劳餐厅的两个国家将不会对彼此发动战争。

在“9·11”事件（就像是“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发生碰撞带来的可怕后果）之后，弗里德曼把视角重新放回了中东。他成为美国“自由主义鹰派”领导者之一，并为重整中东格局的先发制人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然而，随着伊拉克战争变成一场灾难，他自觉地与新保守派保持距离，并以《世界是平的》（2005年）一书重返全球化主题，该书甚至比《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更加畅销。

弗里德曼认为他在《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的那些趋势，在随后的几年已突显出来。互联网已经让全球化迈入新的阶段：随着印度班加罗尔的电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