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解脱束缚的创业者(4)（2 / 3）

对于第五个迷思，我们之前有所提及，即创业精神与大公司是不兼容的。这并不完全是谬论，成功的创业者与普通的公司职员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新创公司往往比老牌企业更具创新性，因为它们的创新动机更加强烈：新创公司需要以创新打入市场，而作为企业主的创业者比最具创新力的公司职员能够赢得更大的收益。但许多大公司也致力于维持高涨的创业热情。强生公司就像控股公司一样运作，为公司内部的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和营销技巧；杰克·韦尔奇试图让通用电气公司从庞然大物转型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小团体组合。另外，大公司通常还为创业者提供“面包和黄油”。在许多行业—特别是在制药和电信业中，巨头们将创新工作外包给小型公司。微软公司拥有一个由世界各地约75万家小公司组成的紧密合作网络；在诺基亚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公司多达3 500家。初创公司和老牌公司并不是誓不两立的敌手，它们通常具有某种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

“硅谷综合征”（Siliconitis）导致许多最愚蠢的政府政策得以推行，即固执地认为鼓励创业精神等同于打造属于自己的“硅谷”—因此，纽约有了“硅巷”，苏格兰有了“欧洲硅谷”，甚至连伦敦也有“硅盘”。但大多数新兴“硅谷”是失败的。其实，如果你没有硅谷的非凡资源—两座世界级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一个大型金融中心（旧金山），试图去创建下一个硅谷是毫无意义的。相反，公司最好专注于自己的强项，并且是任何强项都行。摩立特管理咨询公司认为，除了“经典”的硅谷模式以外，还存在两种成功的创业生态模式。

第一种是落地生根模式。首批研究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成功的创业者就像森林中的大树，高高耸立在他们的邻居边上，剥夺了邻居的阳光和空气。然而事实上，大树常常伸出许多小树枝，就像大公司衍生出子公司，培养了具有独立能力且经验丰富的员工，并召唤来众多供应商。1949年，厄尔·巴肯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创立了美敦力公司（Medtronic），他不仅仅创办了一个公司，同时还创造出一个地区产业。美敦力公司在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起搏器之后，发展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技术公司，并衍生出无数小规模的医疗科技公司。

第二种是危机驱动模式。当经济萎靡不振、令人心生寒意时，人们就会寻求创业精神。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数百名训练有素的军方科学家失去工作时，圣迭戈地区就曾上演过这一幕。高通公司（Qualcomm）等当地新兴企业通过搜罗人才，并让他们发挥新的作用，从而蓬勃发展起来。鉴于近年来的经济表现，我们可以期待该模式再次发挥威力。

创业的规则

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因素，让对成功秘诀的探索变得复杂。一是机遇所扮演的角色。印度创建理工学院的目的是培养技术专家，而不是创业者。至于它们确实培养出了印度软件行业所需要的那一类人才，是由于巧合，而不是规划。二是文化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戴维·兰德斯认为：“如果说我们可以从经济发展史中学到某些东西，那就是文化造就了所有的不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将大把资金投入到商业中，但如果你将所有的国家领导职位都交给皇室成员，或者如果你禁止半数人口从事有意义的职业—例如沙特阿拉伯所做的那样—那么你的文明是注定要崩溃化为沙砾的。

这无疑使决策者的工作变得复杂，但不应就此丧失信心。文化或许是极其重要，但经济政策也同样重要。想想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的印度人和中国人在国外干得有声有色，而与此同时，跟他们文化背景相似的国内同胞们却是一穷二白。而且文化也是可以被改变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强行使英国摆脱了反商业的懒惰习性；根据摩立特管理咨询公司的民意调查，印度和中国最近已经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二和第三的重商国家，仅次于美国。机遇总会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某种角色，然而你可以通过做恰当的事情来增加促进创业精神的概率。

然而到底什么才是恰当的事情呢？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国家需要落实世界银行在《经商环境报告》中列举的政策（例如透明度、便利性和法律监管）。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需要接纳世界上最成功的创业集群具有的三个特质。第一个是充满活力的高等教育系统。尽管教育支持达到与硅谷相同的水平，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商业日益依赖于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新增的高增长企业中，85%是由拥有大学学位者创办的，其中工程学是最重要的学位。大学科研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从设计到娱乐等一切事物的创新。

第二个特质是对外来者的开放性。外来移民总是比他们墨守成规的表亲更具创业精神：在当代历史中，前三名最具创业精神的国家一直都是那些移民犹太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定居的国家。在现代知识经济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往往处于创新的前沿。正如硅谷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