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颠覆世界(2)（1 / 3）

谢蒂医生花费了许多精力致力于提升他的客户基数，这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但也是因为他相信更多的数量能带来更好的质量（量变带来质变）。他还与印度、非洲和马来西亚的医院建立视频和互联网连线，这样他的外科医生可以给那些经验较少的同行提供专业建议。此外，他派出“流动诊所”到附近的乡村医院去检测心脏疾病。他与多个地方自助团体合作，设立了一个医疗保险计划，该计划覆盖250万人，每人每月仅缴纳约11美分的保险费。谢蒂医生的医院大约有1\/3的病人现已加入该计划。手术花销的赔付费是浮动计算的，这使得富裕的病人能够资助贫穷的病人。鉴于医院治疗了许多穷人，整间医院的盈利是惊人的。谢蒂医生家族的医院集团所公布的税后利润率为7.7%，而美国私人医院的平均利润率为6.9%。

该集团最近在这所心脏病医院旁兴建了另外三所医院—一个创伤中心、一个拥有1 400个床位的癌症医院和一个拥有300个床位的眼科医院。它们共享核心设施，比如实验室和血库。谢蒂医生还在该国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医疗城”。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的集团计划将病床的数量增加到3万张，这将使其成为印度最大的私营医疗集团，并且使它在与供应商谈判时拥有更大的议价权，从而进一步降低成本。

竹林山贼

印度人惯于把节俭创新视为他们对管理思想的独特贡献。许多印度人更加喜欢使用“甘地”一词来形容“节俭”。他们指出，这是该国的“jugaad”传统—大概的意思是，以现有力量解决所面对的困难，从不放弃—并列举了许多印度老百姓解决那些看似无法处理的问题的事例。然而在节俭创新方面，中国正在赶超印度。例如，迈瑞公司专注于研究心电图设备等廉价的医疗产品；而比亚迪公司通过使用低成本的原材料，掌握了在环境温度下而不是在昂贵的高温“干燥屋”中生产电池的技术，从而根本上降低了锂电池的价格。这使得每块锂电池的价格从40美元降到12美元，这样的价格使其在低能效的镍镉电池中也具有竞争力。

在节俭创新方面，中国做出了两个独特贡献。第一个是运用灵活变通的关系网—由“关系”，即人际关系来驱动的网络—来降低成本和提高灵活性。总部设在香港的利丰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方面的开拓者，它与40多个国家的大约1.2万家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些后现代的“关系”有一些强大的特质，它们顺应需求能屈能伸。利丰集团与大长江公司都极少遭遇困难时期的生产能力过剩，或者快速发展时期的订单积压问题。而且它们可以成为创新引擎。利丰集团不仅依赖它的合作伙伴完成订单，还依赖合作伙伴来协助解决问题。大长江公司向它的供应商提供大体架构而不是详细蓝图，并鼓励供应商创新。这些“关系”都借助了中国商界侨民中延续了数世纪的传统。

中国表现优异的第二个领域是“山贼”或“游击”创新，人们称之为“山寨”。原版的山贼居住在偏远山村，他们袭击遵纪守法的平民。今天的“山贼”生活在法制社会的边缘地带，但却明目张胆得多：在上海的人民广场，你每走一步都会有人向你兜售廉价的手表和手机，以及各式各样的其他服务。这些“山贼”都是寄生虫，他们从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中谋取私利；然而他们又是多才多艺的创新者，能迅速炮制出高科技产品的仿制品，而且价格之便宜连外来打工者都买得起，其款式之时尚连年轻的白领也趋之若鹜。某些更加新颖奇特的手机被设计成一块手表或一包香烟的模样（它们甚至还有空间能装下真实的手表或香烟），而且通常具有令人惊讶的新特征，例如太阳能充电器、超响亮的扬声器、摄像镜头以及可以方便辨别伪钞的紫外线灯。“山贼”们以自己的方式，配置出与他们合法同行一样多的创新和发明。

节俭创新是新兴世界最独特的创新形式。但是这些创新温床还培育出许多其他形式的创新：为应对销售复杂性而设计的创新，以及为应对混乱增长而设计的创新。

说来容易做来难

联合利华设在上海市中心的“概念中心”每天吸引着数以百计的人类“实验小白鼠”—从时间充裕的家庭主妇到寻找短期工作的外来工。该中心是顾客的天堂：有为人们设计发型的沙龙，有让人们仿佛置身家中的“闲聊室”（一个客厅和一间卧室），还有让人们浏览公司最新产品的商店。研究人员小心谨慎地从单向玻璃后面观察消费者的反应。

联合利华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日益增长，这个“概念中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过去，联合利华一直在中国挣扎前行，现在，它决心要赶超它的老对手—宝洁公司。距“概念中心”半个小时的车程，在上海市的一个大型办公园区内，联合利华兴建了一座庞大的新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囊括了从基础研究到新包装的三维实体模型制作等一切事务。

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比发达市场的消费者更难以争取。前者几乎没有闲散资金：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是3 500美元左右，而印度是1 000美元。文化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