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董事会风暴(2)（1 / 3）

自食其果

与股东价值的争论交织在一起的，是另一个更加令人怒火中烧的争论—关于高管薪酬的争议。有人也许以为，列出一些世界顶级高管的收入并暂时中止争论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但你怎么解释，在2008年这个当代资本主义的多灾之年，波音公司支付给其首席执行官詹姆斯·麦克纳尼的1 480万美元？或者支付给路透社首席执行官汤姆·格罗瑟的3 660万美元？而且麦克纳尼和格罗瑟与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李·雷蒙德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雷蒙德收到一份价值4亿美元的离别礼。而且你怎么解释这些高薪厚禄的人士所享受的王公贵族式特别待遇，例如私人飞机以及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恰恰是那些鼓吹勤俭节约的公司，在对待其高层人员时易于做出与话语完全相反的举动。

反对高管薪酬的批评者拥有一些天衣无缝的论据，以及从自身角度出发的愤怒情绪。他们认为高额的薪酬并不等同于高效的表现。鲍勃·纳德利作为家得宝的首席执行官被证实是非常失败的，他最终被迫下台。然而，他获得了2.1亿美元的遣散费并且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成了克莱斯勒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随后申请了破产保护。在2003~2006年领导美林证券公司，并令其日益深陷金融灾难的斯坦·奥尼尔也获得了1.45亿美元的酬劳。对于奥尼尔的危机管理方式，迈克尔·刘易斯写道：“当美林的亏损屡创新高之际，我们精确地知道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和谁在一起。答案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打着高尔夫球，单独一人。”失败的首席执行官们还有一个令人恼火的习惯，即随后出现在别的公司。将哈里法克斯苏格兰银行带到破产边缘的安迪·霍恩比摇身一变成为英国大机构联合博姿公司（Alliance Boots）的首席执行官；让房利美触礁的丹尼尔·马德在2009年被任命为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的首席执行官。

同样令人义愤填膺的是，首席执行官薪酬的绝对水平已成为一种趋势。在1980年，美国普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普通蓝领工人的42倍。今天，这个倍数已经增长到25倍~531倍之间。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包括资本主义美国以及社会主义法国—会告诉民调机构：他们认为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过高。但那又能怎么样呢？2009年5月，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将近60%的股东投票反对该公司提出的高管薪酬改革方案，这成为英国企业史上规模最大的股东反抗运动。而基本上，该公司对此事的答复是，“去你的”。

如何解释这种趋势呢？一些反对首席执行官薪酬标准的批评人士认为：理由很简单，即那些首席执行官们支付给自己一大笔钱是因为他们能够做到—无论是直接地设定自己的工资，还是间接地操控薪酬委员会。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1979年所言，“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薪金并不是市场对其成就的奖励，其本质是个体对自身的热切拥抱”。公司治理专家内尔·米诺是抨击高管薪酬最猛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公司花了很多钱来维护高管做出这种个体化热切拥抱的权利。金融服务行业每年花费6亿美元来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然而所有这些政治操纵只不过是一宗“由公司高管对资本主义发起的恶意收购”。

若有人认为以上解释有点儿粗糙，那么还有一种更有创意的解释，名为“乌比冈湖效应”（the Lake Wobegon effect）。雷切尔·亚叶斯（Rachel Yayes）和斯科特·谢弗（Scott Schaefer）两位经济学家认为，公司想要告诉外界它们拥有最佳首席执行官，所以公司将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提高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水平。通常情况下，公司之所以想要确保它们的首席执行官享有高于业界平均水平的薪酬，是因为它们想要雇用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人。如此一来，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就进入了一种螺旋式上升通道。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呢？毫无疑问，首席执行官获得过高薪酬，或者他们表现糟糕反而获得奖励，此类令人愤愤不平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公众舆论的审判台上，很难找到愿意为家得宝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鲍勃·纳德利辩护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以偏概全。2010年，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是1 000万美元—这确实是一个大数目，但相对于其他高层人士的薪酬，或者相对于雇佣数以千计员工的公司经营额而言，这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奢侈的数目。首席执行官们的薪酬远比不上顶级对冲基金经理或一线名人的薪酬。他们也没有过着悠闲且豪华的生活，为了取得业绩，首席执行官们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任期也越来越短，他们非常清楚，只需短短数周就能令他们的事业尽毁、名声尽丧—就像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海沃德是一位忠诚的企业人，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一级一级地往上攀爬。在接掌英国石油公司时，他把处理该公司的安全问题列为重中之重，但他在“深水地平线”钻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