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人才争夺战(3)（2 / 2）

业生能成为顶尖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当管理人员沿组织的阶梯向上攀爬时，他们要承受巨大的淘汰率。

现在，这种最佳表现者与其余人之间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正沿组织架构向下蔓延。公司决心严格控制薪资水平，因为它们要面对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但公司也拼命防止最佳人才落入竞争对手的手中，所以它们要维持整体薪资水平处于某种程度的稳定，但会给予最佳表现者更高的奖励。未来，这些差异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学术研究已经发现，最好的计算机程序员拥有至少相当于普通程序员12倍的生产力。

有两件事正在强化人才和不平等现象之间的联系。第一个是杰出人才扎堆的趋势。你可能认为，互联网的出现会侵蚀地区和人才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相反的情况正在上演。聪明人聚集在“大学城市”如波士顿和旧金山，或者技术中心如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以及华盛顿州的雷德蒙德，或者田园诗般的郊野地区如缅因州的卡姆登以及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豪尔—原因很简单，他们依靠彼此的人才。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贝里和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研究了美国各个城市的人力资本分布。他们发现，在1970年25岁以上人口中，约有11%拥有大学学历，他们相当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国家。自那以后，拥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比例增加了一倍多，但分布变得更加不均匀。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正从内陆地区涌向沿海城市：曾经繁荣的城市，如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年轻人才正流失到纽约和洛杉矶。而且人才经济（talent economy）集中的地区正变得越来越不平等，精英人才位于顶层，服务人员位于底部，不存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正被天价的房价和其蹩脚的教育驱逐出城市。理查德·佛罗里达指出，美国三个最不平等的都市区—罗利—达勒姆、旧金山和华盛顿—巴尔的摩地区—也正是他所说的“创造性工作者”的聚集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利默尔认为，在人才经济的中心地区，劳动力正日益分裂成“极客”（geeks）和“咕噜”（grunts）两大群体，“极客”们控制的利润份额越来越大，而“咕噜”们仅能养家糊口。

第二个导致人才和不平等现象产生联系的因素是，精英人才群体的成员擅长攫取“人力资本”。他们与同类人员结婚：在“公司人”全盛时期，银行家与他们的秘书结婚；现在他们与其他银行家结婚。他们从事能增加自己知识资本的工作。他们居住在“人才飞地”，远离普通中产阶级社区，更不用说市中心的贫民区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自身的优势传给了子女。世袭精英在《纽约时报》刊登结婚启事的数量激增。夫妻们高调地（以及不知羞耻地）公布他们的精英凭证—哈佛管理硕士与瓦萨学院美国资优学生联谊会会员结婚，这与数代前他们的祖辈公布贵族血统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