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楼（二）（3 / 9）

词”为中介的动态传播。歌妓无疑是动态传播的主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即时传播，歌舞一体宋代虽与外患相终始，但始终是沉溺于酣歌醉舞的氛围中，北宋的汴市，南宁的临安，为两个极度繁荣的大都市，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学士挟妓唱词的浪漫中，在市民阶层享乐意识的盛行中，词的实用功能愈是广泛，词的动态传播愈是迅速，词人和作品也愈是增多了。晏殊是宋初词坛的领袖。他的词，深思婉出，风韵绝传，一扫其台阁重臣的面孔，呈现着词人的真情本色。他有《珠玉词》一卷，约120余首。叶梦得《避暑录》说：?元献公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宴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他爱宾客，爱歌乐，他的珠玉一般的小词，就产生在这个酒后歌残的艺术浪漫的环境中。张先《碧牡丹》词曰：“步帐摇红绮。晓月堕，沈烟砌。缓拍香檀，唱彻伊家新制。”词中所写即是歌妓在晏珠招待张先的宴会上，歌唱晏殊新词的情景。欧阳修在政事余暇，蓄妓听歌，宴饮游赏，享风流旖旎之乐，故创作亦多男女欢爱、春愁闺思，与花间词亦多相近。北宋词人对花间词持欣赏态度，并积极模仿学习，加上晏殊、欧阳修等皆居朝廷要职，更扩大了花间词的传播范围和影响深度。它是通俗歌曲，曲辞俱美，加上歌妓的表情、动作、交际应变能力，还常以琵琶、笙、笛、拍板等乐器相伴，往往使“应酬”场合的唱词，歌舞一体，声情并茂，悦人耳目，接受者(受传者)得到感官上、精神上的享受。尹鹗《清平乐》词描写得便栩栩如生：?芳年妙妓，淡拂铅华翠，轻笑自然生百媚，争那尊前人意。酒倾琥珀杯时，更堪能唱新词，赠得王孙独处，断肠一搦腰肢。听、观赏的传播方式，比之诵、读的传播方式，更具表现力和冲击力，更能感染观赏者，并可沟通作者和观赏者的感情交流。〈2〉依声填词，音律谐婉最初唐人绝句入乐，乃是先有诗，然后配以乐；而词的特点，却是“由乐定词”，即按照歌谱的长短、节奏来填上歌词。王安石就说：“古之歌者，先有词，后有声，故曰‘歌永言，声依永’。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德麟《侯鲭录》卷七)。具体而言，要依乐段分片、依词腔押韵、依曲拍为句、审音用字、选声择调，其目的则是为了能够适合歌妓的歌唱。这就促使词人“倚声填词”时，不仅力求文辞优美，且更要兼顾音律谐婉，并主动去学习新的东西，以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柳永(约987—约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福建崇安人。在宋词的发展中，柳永功不可没。如果说，晏珠、欧阳修等诸家所走的是歌词之逐渐诗化的历程，那么，柳永所走的却正是“词”之真正以歌曲性质为主的，与当时俗乐更密切结合着的，一种更为通俗更为真切也更为写实的途径。当晏、欧等贵族词人还在徘徊花间、流连樽前、醉心于典雅文华的小令创作的时候，沦落下层的浪子词人柳永便开始以慢词长调的体式另创俗词，别制俚曲了。关于“慢词”的起源，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起自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慢词之兴始于柳永的说法，由此开始。其实不然，早在唐代的俗曲中，便已经有慢词的歌曲了。王灼在《鸡漫志》中就曾经说：“唐中叶渐有今体慢词。”后来敦煌所发现的《云谣集》中就有很多都是慢词长调的曲子。柳永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歌词作为他与歌妓、市井文化联结的纽带。用铺陈的长调、通俗和坦率的语言，来叙写市井间歌妓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二是敢于采择俗曲的开放精神。在创作时大量吸取民间“新声”，“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宋翔凤《乐府馀论》)。因此，柳词声律谐美，极易上口，“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杨湜《古今词话》“柳永”条)；三是词牌调的开拓创新与层次上的铺叙之详。北宋初的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只用《渔家傲》、《玉楼春》、《浣溪沙》、《破阵子》等少数几个牌调，而柳永《乐章集》中的牌调比任何人都丰富：《雪梅香》94字，《八声甘州》97字，《玉蝴蝶》99字，《雨霖铃》103字，《望海潮》107字，《夜半乐》144字，《戚氏》212字。南宋犹存唱词之风。张炎《词源》记载其父张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歌妓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据《词品》卷一)，协调字声关系、词乐关系，从而能促使歌词与音乐的完全相融。〈3〉代歌妓言情，写女性心绪陶慕宁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说：“研究宋代士人的心态，单看诗文小说是难以窥其真相的。必须结合他们的词，了解他们同妓女的关系，才庶几可以触摸到深层的律动。”此话说得很有道理。词人与歌妓的交往，大多在秦楼楚馆、酒席宴上。创作的目的，是供歌妓歌唱之用的，所以，词人便以“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