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章大伯抗战求学记３（3 / 6）

宜山的时候，受全校学生老师的重托，押运图书仪器设备，结果他们在途中出现了集体逃跑的，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当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竺校长对浙大做出最伟大的贡献，也是西迁当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确立了一个求实校训，它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浙大的精神支柱，精神支点。

在办学最艰难的时期，国立浙江大学适应东南各省高中毕业生的升学要求，决定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下设文、理、农、工四个学院的龙泉分校先后招生七届。分校从1939年开办，延续到1945年。

日军轰炸宜山国立浙江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广西省会桂林，正在桂林师范学校教书的浙江籍画家丰子恺把这件事写进了日记，同时丰子恺做出一个决定，接受国学大师马一浮和浙大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去流亡中的国立浙江大学任教。临行前，丰子恺在桂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欢送会上，丰子恺对大家说：“浙江大学是我故乡的学校，它对我有着你们不能想象的诱惑力。”

1939年4月8日，广西宜山，城外的桔子花已经全部盛开，农民正忙着收获油菜籽。正午刚过，城里响起了这一天的第二次防空警报。宜山城的东门外，早已不见了贩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和收菜籽的农民，一辆载着十几个人和大堆行李的卡车被守城的警察挡在城门外，车上立着一位胡须长及胸口的男子，这个人是正准备到国立浙江大学任教的画家丰子恺。

两个月前，搬迁到广西宜山后的国立浙江大学，遭受了一次最惨烈的轰炸。此后，只要防空警报一响，宜山城里所有的人都会格外紧张，迅速躲入藏身之所，刚到宜山的丰子恺一家，不了解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由于被拒绝入城，丰子恺只得让卡车司机调转车头，原路后撤了数公里，在路边的一颗大树旁停下来。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这一天也坐在这辆卡车上。

据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回忆：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我们还没进城呢，说是警报，然后肚子很饿大家，因为盼望到了宜山以后就可以吃上饭了，后来就怎么办呢？就逃了，逃到远远的地方。幸亏有一点粽子，4月5号动身，所以呢有粽子吃，那时候粽子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裹嘛，我们大概也是防到有什么意外，所以带了一点粽子。

这一天的经历，丰子恺在7年后的散文《宜山遇炸记》中不无调侃地写道：老幼十人，连司机及几位搭客，都吃着粽子，坐着闲谈。日丽风和，天气晴朗。倘能忘记了在宜山“逃警报”，而当作在西湖上的野餐来看，我们这下午真是幸福！

到达宜山的首日，丰子恺一家遭遇两次警报，直到天擦黑时才得以进入宜山城。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出生在江南小镇，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6岁时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便是后来被称为弘一大师的李叔同。日军占领上海后，丰子恺一家不得不离开石门湾，一路向西流亡。1938年6月24日，丰子恺到达桂林，受聘于桂林师范学校。其间，他在老家崇德的房子，缘缘堂，被日军炮火摧毁。1939年3月，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他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请，担任学校的艺术指导。此时距离浙大遭受日军的二五轰炸不过一月。

据回忆，那丰子恺之所以到浙江大学来，我想跟这个马一浮很接近，落难了，要找一个饭碗，浙江大学是一个比较体面的饭碗。

就在丰子恺离开桂林前往宜山的这一天，日本陆相坂垣在师团长会议上宣称：华南进攻到南宁，华北进攻到兰州，方可结束战争。

丰子恺到达宜山的两周前，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刚从重庆参加完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回到宜山。在路过贵州遵义时，他觉得遵义比宜山更适宜浙大生存。遵义物价很低，大米的价格仅是宜山的三分之一。曾担任贵州公路局局长的宋麟生则建议竺可桢把浙大搬迁到贵州遵义东部的一个小县湄潭。因为湄潭有充足的大房屋，而且物价比遵义更低廉。遵义和湄潭两地，除了没有电之外，物价和房屋都适合一个大学的生存。竺可桢决定，浙大一旦被迫再次搬迁，遵义和湄潭将是首选之地。

在重庆开会期间，49岁的竺可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辞去浙大校长的请求，但陈立夫则要求他继续担任至抗战结束。但从时局来看，战争何时结束，却仍是一个未知数。

丰子恺到达宜山后的第二天，来到城中的文庙，拜会浙江同乡，浙大校长竺可桢。随后便开始在国立浙江大学的教学生活，教授艺术理论和新文学史。

据回忆，他就在浙江大学开始开设五四新文学，浙江大学中文系相对来说，是一个偏于比较传统、比较保守，这样的一个中文系。所以丰子恺这个时候，在这儿来能开设这一门课程，我觉得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丰子恺一家居住在宜山城外一个叫龙岗园的地方，租自当地一位园丁。就在国立浙江大学给丰子恺下聘书的时候，师生们开始了在宜山的第二个学期。浙大初到宜山时，学生们自发开展了一项课外活动，通过下乡演出话剧、演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