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管理巨兽(2)（1 / 2）

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催生了一大批致力于从多年从政经历中提炼管理经验的知名政客，通常这些经验被用来换取高额演讲费，这跟杰出的商人致力于从多年经商经历中提炼管理经验的情形如出一辙。阿尔·戈尔在成为全球变暖议题的智者之前，就已经是一位管理大师了：他关于改革政府的报告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通过向商务人士传授他在军队和政府任职期间的经验总结，赚了一大笔钱。曾任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的威廉·布拉登协助彻底改革了纽约市警察局，后来鲁道夫·朱利安尼（前纽约市长）一气之下将其驱逐并迫使他在洛杉矶工作，但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演讲家。克林顿基金会的纽约年会成为全球社交界的一道亮丽风景，云集而来的首席执行官们排队亲吻这位前总统的指环。

失败的上帝

政府与管理理论的恋情不可避免地引发抵制。在美国，这种抵制是有限的。乔治·布什通过一口气任命5位前首席执行官进入内阁来考验人们对于政府商业情结的容忍度，而这些人选随后搞砸了一系列管理事务，尤其体现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案例中。巴拉克·奥巴马悄悄地用对最优秀及最聪明人才的推崇来取代这种对商人的盲目崇拜，例如他第一个任期大部分时间里当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以及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

而在英国，抵制声浪日益高涨，抨击顾问成了国内最流行的消遣娱乐。

顾问们的罪名罄竹难书，他们所过之处往往是一片狼藉。他们建立的管理架构太过于复杂，以至于员工更加难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把那些不切实际、已经被私营部门拒之门外的理念—诸如“转型”—统统倾卸到公共部门；他们使那些曾经自豪于为公共利益工作的人失去动力，数十年来为医院和学校提供营养的“文化”已经在幻灯片演示的点击声中被摧毁。

公共部门对于管理理论的痴迷已经导致了一些灾难性事件。斯塔福德医院2005~2008年间死亡的病人数目要比保险精算学所估算的多出400~1 200人，这是因为管理者如此执迷于达成预定的目标，以至于他们常常忽视了病人的身体状况。全美各地的警察都专注于排查不端行为从而侵扰民众，而不是去抓小偷和强盗—因为这样更加容易完成他们的考核指标。校长们将经费投入毫无价值的项目上—例如媒体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自己更容易通过O级考试（英国普通教育证书）。

该现象最终令财政部多花了一大笔钱。2003年4月~2005年6月间，政府在咨询事务上的开支增长了1\/3，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如此惊人的增长，而且还发生了一些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在私营部门的事情。2005年，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5的咨询业务来自公共部门。政府部门2000~2010年在信息技术项目上的花费高达260亿英镑，一些花费最高的“以顾问为主导”的“转型”结果证明是失败的。一个旨在将更好的信息技术引入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120亿英镑项目，因为其不切实际、难于运作，基本上被遗弃了。

最终结果是得到一个罕见的共识。在这个喜欢争论的国家里，唯一一件能让每个人都认同的观点是：管理人员是极其糟糕的，他们的语言令人厌恶，他们的方法愚蠢至极，他们的智力极其低下。那么，为什么政府会被如此明显的投机者和欺诈者所蒙蔽？

这道出了某位管理大师的智慧，他揭露同侪的谬误，从而造就了他的事业，他就是亨利·明茨伯格。早在1995年，明茨伯格就在管理学会的年度会议上猛烈抨击管理理论对公共部门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他主张，《哈佛商业评论》的封面应该印上一个骷髅头和一对交叉的骨头，并标上警告语：“公共部门不得采用”。看看所有管理理论行业最喜欢使用的“药剂”，你会发现把它们用在公共部门是弊大于利的。

顾客就是上帝吗？明茨伯格指出，我们不是政府的顾客而是它的公民，政府必须解决比公司更困难的问题。它们必须阻止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譬如在我们的后院建造一栋巨型摩天大楼—因为政府必须平衡我们的愿望与其他公民的愿望，使之不至于发生冲突；政府还必须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如罪犯必须受到惩罚，而在战时，不情愿的公民有时必须得应征入伍。

那么评价与问责呢？明茨伯格指出，这些措施可能迫使一流的人才沦为二流角色。公共部门在传统上通过分享价值观来施加控制，通过长期培训来进行潜移默化，但“评价与问责”用指挥控制取代了自主性，使得“被授权”的专业人员沦为国家机器上的一枚小齿轮。

如何看待业绩工资呢？明茨伯格认为，现在公共部门那些精于计算的管理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之所以进入公共服务部门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还发现，必须要向员工支付比以往更多的工资，因为人们不能够再去呼吁发扬公共精神了。

据明茨伯格回忆，他曾经听到一位